宋伟 | 追求承认的斗争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

作者简介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追求承认的斗争不仅关系到个人和国家的本体性安全、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也是一种人性的基本诉求，即希望获得自由与平等。因此，追求承认的斗争构成了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根本动力。追求承认的斗争会导向更加分散化的社会体系和国际秩序，以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的兴起。在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带来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变革，以及围绕大国地位的斗争，最终导致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在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造成了强调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但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等正在挑战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政治认同的地位，导致国家和国际政治中出现日益严重的“极化”现象。

【关键词】：追求承认的斗争；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

与技术革命、资本力量等因素一样，追求承认的斗争是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根本动力之一，它根植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心理之中。世界政治需要关注人、群体和国家的各种诉求，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欲望的存在。正如中国著名政治学者杨光斌教授所指出的：“世界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大诉求，精神层面的诉求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因此以精神为本体论或研究单元的社会科学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在人类的各种诉求中，精神层面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为自身认同的合法性与地位而斗争。认同的英文是“identity”，有些时候也翻译为“身份”。作为名词的“认同”和“身份”带有微妙的差异。认同可以是一个名词，指的是个体或者群体所持有的某种观念，例如女性主义者强烈坚持“男女平等”的观念、美国自认为是“民主世界的灯塔”。而“身份”一般指的是整个社会或者群体对其中的某个个体具有的共同认知，这种认知可能与该个体的自我认同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美国自认为是一个“仁慈的霸权”，可大多数国家并不认为美国具备这样一种身份。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为了捍卫自身的认同，就必须获得其他行为体的承认。获得对等承认（reciprocal recognition）是认同政治中最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

简单地说，认同是某个个体或者群体对于自身存在的独特性、意义的认知，它虽然根植于自己的领域内，却形成和固化于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中。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等美国政治学者认为，认同“指涉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性（自我认同）的形象。”如果某一行为主体得不到来自他者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了他者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承认，那将会对主体的自我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在现实的世界政治实践中，人们持有各种独特的认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关键在于，这些认同如何能够得到他者的承认，因此人们会为了获得足够的承认而斗争。可见，认同视角的核心，其实是追求承认的斗争，而不是着眼于多样化的认同本身。

一、认同的视角：追求承认的斗争

在讨论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时，我们所运用的认同视角，并不着眼于认同本身以及据此来解释行为体的具体行为，而是探讨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基于对自身认同的追求所展开的斗争。这种斗争会导致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追求承认的斗争之所以如此重要，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认识。

一方面，只有行为体的认同得到其他人的承认，建立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身份，那么它才能获得相应的安全感和其他利益。如果其他人不承认这一行为体所具有的认同，那么它就会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之中。正如温特所指出的：“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的和外在的结构建构而成的。”如果一个行为体自己宣称的某种身份无法得到外界社会的承认，那么这个身份就是无效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生存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生存（physical survival，即确保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与完整）以及社会生存（social survival，即建立和维持稳定的身份）。社会性生存也关系到国家的本体安全，例如一个新生的政权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其他国家的承认；只有当被其他国家承认为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时，它的主权安全和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同时，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想要获取某种利益，往往必须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才能实现。如果其社会性身份得不到承认，那么即便不面临实体性的安全问题，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很难得到满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大国情结促使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大国荣耀，即便与西方的对抗超出俄罗斯的实力，俄罗斯仍然会去谋求作为世界大国的身份。承认不会自动到来，所以每个行为体都必须为自己的身份争取他者的承认。因此，追求承认的斗争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行为体试图获得他者（尤其是“显著性他者”）的承认，以确保其在体系秩序中的特定身份。无论是在国际关系还是在国内政治中，对承认的追求都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

另一方面，对承认的追求根植于人性之中，个人、群体和国家都希望获得自由和平等，而不是陷入某种“主奴关系”之中，但同时人性中又有希望获得不平等承认的部分。法国哲学家卢梭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黑格尔认为，“一个是独立的意识，以自为存在为本质，另一个是不独立的意识，以生命或为他存在为本质”。换言之，主人是被承认的自我意识，主人的自我意识是通过奴隶的承认而建立起来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性中的“欲望”部分，而渴望承认则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动力。他引用柏拉图的“thymos”一词，认为灵魂有一部分渴望得到尊重。“对性别工资差距的批评可能是源于对平等的要求，但是人类的承认渴望还表现为对优越感的追求。亿万富翁继续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拥有最大的公司，或者最大的基金会。他们进入政界，是因为那里将赢得更大的奖项，需要指挥更多的观众。”既然不同个体与国家存在着天赋与实力上的差异，即一部分人、一部分国家会追求和享受现有的不平等承认，而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国家则希望获得自由、摆脱这种不平等的状态，那么追求承认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但是，推动对等承认的个体和国家是居于多数的，而且随着技术的扩散，它们越来越有能力反抗现有的不平等承认结构，这使得从长远来看，世界政治的承认结构是逐步朝着分散化和平等的方向发展的。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研究强调了追求承认的斗争对于世界政治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根本性的意义。相比无政府状态和暴力技术，他认为承认诉求的作用是更具有本源性的，“在不对等承认结构中，那些没有受到完全承认的行为体会继续奋斗。所以，基于不对等承认的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必然是不稳定的秩序。”温特认为争取承认的斗争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一是个人之间的竞争，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是局部的稳定形式，但国家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全球体系之中，要解决这一不稳定状态，必然导向世界国家的产生。促进这一具有目的性过程的机制，是微观层次上的“争取承认的斗争”和宏观层次上“无政府文化”的互动。在温特的研究中，暴力技术的发展，将逐步使强国和弱国进行协调，改变原有的不平等承认的体系，最终迈向集体安全和世界国家。“如果大国坚持保留不对等承认，个人或小国就会继续争取承认的斗争。由于毁灭性越来越强大的武器的扩散，个人和小国使用暴力的能力也会增长，因此也就会越来越威胁到大国的安全。中小国家也有着联合的动机，合力‘制衡’大国。”暴力技术——例如核武器——的进步和扩散，导致大国和中小国家的暴力能力逐步趋于平等，大国不得不接受“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关系中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追求承认的斗争最终所导向的是日益平等、分散化的国际体系，但是短期内大国基于其力量优势仍然会保有和坚持不对等的承认。

二、追求承认的斗争

如何改变世界力量格局

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指的是不同国家或者社会群体之间的实力对比，这种实力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指的是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起伏，这种兴衰起伏和力量格局的变化是一体两面的，却又能够直接塑造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秩序。追求承认的斗争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根本动力之一，通过不同的层面和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在国内政治层面还是在国际关系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都会通过阶级斗争、民族独立与解放、获得与本国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构建有利于本国尊严与利益的国际秩序等途径，来尽可能实现本群体或者国家、国家集团的承认诉求。这些努力目标最终能否得到实现，在于能否实质性地改变一定时期内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

（一）追求承认的斗争与世界力量格局

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承认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一部分国家为平等的承认而斗争，一部分国家为不平等的承认而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蔑视，哪里就有追求承认的斗争。在短期内，追求承认的斗争会带来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及大国之间围绕霸权地位的竞争；从长期来看，这两种斗争最终会导向相对平等的、分散化的国际体系。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对追求承认的斗争如何塑造世界力量格局，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和国际行为体自身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是追求承认斗争的一个结果，而这种体系性的变化自然也意味着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在中世纪时期，神圣罗马皇帝掌握着名义上的最高世俗权力，而天主教教皇则掌握着最高宗教权力。教皇一度甚至希望建立自己的军队，王权受到明显的压抑或者“蔑视”。在这一背景下，西欧国家的君主们通过对外战争的机会削弱贵族和领主，逐步巩固自己的王权，并希望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的霸权下解放出来。当然，这一时期追求承认的斗争局限于上层，并没有体现出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动员形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进入到政治动员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情。近代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和约“通过承认德意志众多诸侯国和瑞士、荷兰的主权，将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开始讨论的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观念，以主权国家体制的形式确立下来。从此，人们以国家为最高权威，不再承认有任何超越国家之上的约束者或者所谓的世界统治权。”世界力量格局完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来进行界定，极大地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承认。

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味着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国际体系的建立，但事实上不平等的主奴关系仍然广泛存在。西方国家由于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在国际体系中建立了压倒性的力量优势，并据此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在此国际体系中，存在宗主国、殖民地和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在这个秩序中享受着不平等的承认，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大多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二战结束以后，大批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从而在法律层面基本实现了平等的承认。这种斗争也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力量分配。“联合国大会在新的成员国没有蜂拥而至之前，美国几乎总是能够争取到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经过几年的时间，新的成员国抓住联合国大会中的程序性机会控制了议程设置。结果，联合国大会在有些安全问题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例如在罗得西亚的问题上（之前英国把该问题送交安理会）、在纳米比亚的未来问题以及中东局势的问题上。”因此，尽管美国等西方强国仍然在一些国际机制中拥有不平等的承认，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中，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不仅使得成员国们拥有基本平等的承认，也使得美国等国家的实力优势被削弱了。

其次，追求承认的斗争导致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出现了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而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得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能够建立起更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而深刻塑造了现代以来的世界力量格局。西欧专制王权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开始能够主导自己的税收，从而相对封建邦国有着天然的优势。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开始成为强有力的一种政治思潮。对外，民族主义要求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地位；对内，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属于整个民族，而不再是某个君主。民族主义的信仰使得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相信，民族认同是最重要的认同，为了本民族的独立和相应的国际地位可以牺牲自己，个人的承认很大程度上与民族的承认融合在一起。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正是依靠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全国力量，使得法国能以一己之力与全欧性的反法同盟展开长达二十多年（1793-1815）的对抗。“西欧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欧美人创造和捍卫了一整套财产权和人类自由的概念。……结果，个人被诱劝去从事经济活动。……例如，17世纪第一部专利法的创立（知识产权的概念），给予个人一种刺激去从事发明活动，从而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知识产权的概念不仅仅具有财产性的意义，也是对个人贡献、价值的一种承认。而工业革命则决定性地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的力量优势，英国因为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成为19世纪的霸权国。

最后，围绕承认的斗争会导致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博弈和霸权兴衰，最终导致世界力量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于现有的霸权国来说，它不仅要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规则，也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对于其他大国来说，它们都希望获得更高的承认，当然前提条件是自身开始具备足够的实力。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享受着最高地位的承认，只要这种承认能够稳固存在，那么它在国际秩序中的各种利益就能够得到保障。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教授如此论述：“只要霸权国能够保持霸权地位，它的国家安全、经济财富、意识形态观念、社会价值观念等等也就得到了保障。所以，霸权护持代表了霸权国的整体社会利益，这就是国家利益概念的整体性。同时，在整个霸权时期内，护持霸权地位会自始至终地被霸权国当作根本利益。”当然，秦亚青教授在这里讲的霸权地位是霸权实力地位，而不是直接的承认，但霸权国的霸权地位是否稳固，一方面取决于霸权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承认霸权国的这一地位。反过来，受到“蔑视”和不平等承认的国家则会努力追求承认，它们可以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联合其他有类似诉求的国家进行反抗，从而导致国际体系的平等化和分散化。托马斯·安布罗西奥（Thomas Ambrosio）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寻求大国承认，是因为它对世界地位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俄罗斯政治精英把过去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视为自身大国地位的历史基础，因而西方国家在这些地方的政治干涉就等于使俄罗斯丢失了大国地位。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主导国和追随国之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领导”与“追随”的关系。但是，随着卡塔尔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卡塔尔逐渐产生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独立的国家追求，不甘于作沙特背后默默无闻的“小跟班”或追随者，而是致力于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独特的角色。

（二）追求承认的斗争与国内力量格局

认同政治和承认诉求是推动国内力量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来说，都希望获得社会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不仅仅是一种体面的物质生活条件。精神上的满足和物质上的富足至少是一样重要的。当然，与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强国一样，国内政治中的一部分群体也会因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和能力，希望追求不平等的承认，而这种不平等的承认诉求必然要通过追求承认的斗争和不平等的国内政治秩序来实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平等承认和维持一定程度不平等承认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要想得到他者的完全承认，必须对等地承认他者。这是自由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只有被承认是自由的时候才是自由的，这种承认只有在被自由地给予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某些因素会加强不对等承认的关系结构，只要不对等结构存在，争取对等承认的斗争就会继续，这决定了不对等体系的不稳定特征”。概括起来，追求承认的斗争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改变国内政治的力量格局。

首先，具有相同承认诉求的个体会联合起来，追求相应的权力和利益。奴隶主阶层自然会联合起来维持奴隶制的存在，因为他们从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还享受着为所欲为的精神满足；类似地，地主阶层和资本家也有相应的承认诉求，并为了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本阶层利益的国内政治秩序而斗争。反过来，那些认为本群体的利益被忽视、尊严被践踏的群体，也会联合起来，建立相应的组织、政党和武装力量。认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现实主义神学政治家尼布尔曾经说道：“社会……仅仅是个人利己主义的积累，并将其转变为集体的自私自利。因此，群体的利己主义拥有了比个人成倍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哪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因此，更成熟的目的和倾向是争夺权力。”追求承认的斗争最终使得国内政治中的力量格局转变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承认诉求越强烈的群体，就越有可能获得巨大的组织力量。

19世纪，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欧洲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工人运动被组织起来后，重塑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内部政治格局。例如，在德国，尽管仍然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管理国家，但德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制度，目的就是应对工人运动。在今天的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少数族群在大选中发挥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力，例如拉美裔的美国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大量拉美裔选民聚居在大选地图中的“摇摆州”，显著影响着选举的结果。在美国两党制和选举制度下，除古巴裔之外，拉美裔与大多数少数族裔一道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在国内政治的微观层面同样可能表现出类似的情况。人们对于不同群体的偏好取决于他们的直觉，即他们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群体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当有多个群体可以加入的时候，人们将会选择能加强他们自我意识和重要价值的社会群体。人们可能搬到和加入与自己有着相近政治观点的街区和教堂，这就会导致不同选区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其次，与国际关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一样，国内政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总体上导向一种更加平等、分散化的民主制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平等程度，远远超过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平等程度；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平等程度，又远远超过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平等程度。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发展史上，同样可以看到弱势群体对于平等承认的不断追求，例如，女性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男性公民一开始也只有一部分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女人被迫接受她们自身卑贱低下的形象，她们已经把这样一幅自身低贱的图像内化了，因而甚至在阻碍前进的一些客观障碍已经消失之后，她们也可能无法利用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女性的解放并不仅仅止步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平等，还需要获得精神上的平等承认和建立女性群体的自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下，资产阶级表面上成了统治者，实则与无产阶级共同被资本所异化。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知道自己和证实自己，却对异化没有一种意识”，而无产阶级“则是自身自觉的、从而是扬弃自己的自我异化”。

在美国，黑人争取自身权利和平等承认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1868年，《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赋予黑人同等的法律保护。1870年，第15条修正案赋予黑人投票权。但美国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时才得以实现。《1964年民权法案》与《1965年选举权法》不仅废除了全国范围内公共场所、教育与就业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也有力地保证了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中，尽管警察虐待黑人的现象仍然存在，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使得美国各地的警察部门更加意识到他们应该如何对待少数族裔。“Me too”运动扩大了公众对性侵犯的理解，并就现行刑法在处理性侵犯方面的不足展开了重要讨论——其最重要的后果是改变了男女在工作场所的互动方式；这是对不公正现象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反应。尽管“法治”的概念在许多国家仍然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但是至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理念已经体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之中。族群平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基本政治权利也已经写入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之中。

最后，在意识到追求承认的斗争对于各群体分化组合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导致国内政治秩序的平等趋势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承认诉求的极端化和碎片化同样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的力量格局变化。国内认同和承认诉求的碎片化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技术的因素，尤其是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小规模的个体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自己的独特认同，而不一定要通过现有的政治渠道；另一方面，认同政治和追求承认的斗争本身存在着一种无限向前推进的趋势，当一种认同或者承认诉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就可能转向其他的认同和承认诉求，从而导致承认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和碎片化。

族群认同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动力，能够造成极为剧烈的国内力量格局的变化。当民族主义没有兴起的时候，很多族群并不伸张政治权利方面的诉求，皇帝可以很好地统治多族群的帝国。而一旦不同的族群开始具备民族意识、追求本民族的独立和自治时，帝国就分崩瓦解了。一位学者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还要更早），在普遍进步与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层面，政治文化开始了全面转向……转向与性别、地方或种族相关的文化身份认同政治”。

一些群体利用其人数优势以及组织力量，甚至采取诸如恐怖主义、暴力行动等极端措施，本意是追求一种平等的承认，最后却可能转变成为获取不平等的承认甚至特权，从而导致对其他社会群体的蔑视和歧视。“当代身份政治的驱动力是寻求被社会边缘化之群体的平等承认。但这种对平等承认的渴望很可能会滑向对承认该集团优越性的要求。这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故事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当今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宗教政治的一部分”。当前美国社会中“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恰好反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白人认为自己正在成为被蔑视和被歧视的一个群体，需要捍卫自己的认同和其他合法权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在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中，80%的人对民主党的少数族群政策感到不满，认为“政府在扶助少数族裔上做得太多了”，85%的人表示“美国已经失去了它的国家认同”。

三、追求承认的斗争

如何改变世界思想格局

追求承认的斗争与技术革命和资本力量一道，塑造了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格局。由于不同的个人、群体和国家都追求承认，因此他们自然会倾向于支持那些更突出平等、自由理念的政治思潮，反对那些相对保守的、支持等级秩序的政治思潮。如果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政治的思想和观念是逐步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但这种发展必然会破坏原有的不对等承认，从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追求承认的人性诉求，在世界政治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的不断强大，甚至走向极端。自由的边界在哪里？一个平等的世界政治体系是否会因为追求承认的斗争，而最终走向一个支离破碎的状态？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在当前的世界政治思想格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在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虽然都是根源于自由主义，但是两者的意识形态差异正在日益扩大。如果让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不同的“道德圈”子集进行选择，保守主义者将倾向于更小的道德圈而非更大的道德圈（家庭优先朋友，国家优先世界，人类优先非人类），而自由主义者则会相反。

从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古希腊时期的政治思想中，“政治与城邦完全是同一个概念。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期，政治尚未从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中明确地区分开来，政治活动也就非常自然地被人们理解为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公与私、国家与社会这些后世西方政治学的重要范畴就几乎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这一时期，城邦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承认，并体现在公民大会这一政治形式上。但是，这种平等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都存在贵族和权力等级，而奴隶却是没有任何的人权。所以，在古希腊时期，大多数人没有得到基本的承认。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地域的广大和民族成分的复杂，不可能再以公民大会的形式来进行国家的治理。在此情况下，人们心灵世界里的空白，为基督教在整个帝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非常适宜的精神土壤。不管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还是基督教思想的流行，都迎合了人们对于获得更广泛、更普遍的承认的诉求，因此很快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认为，“罗马时期不同民族的人成为罗马的公民，权利便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罗马时期萌发的这种普遍平等的权利观念在近代被发展为普遍人权的理论，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自明了”。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各种政治思潮的出现就是为当时的统治者进行辩护，尽管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技术革命、资本力量以及思想构建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传承性，都意味着同一时期可以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潮，而且这种思想格局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思想格局的变化不仅仅是国际国内力量格局和政治秩序变化的结果，同样也会促成力量格局和政治秩序的变迁。例如，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对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一种理论上的说明或者辩护。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却表明，洛克的《政府论》上篇和下篇在光荣革命前都已经完成，只不过一直没有发表。因此，简单地说洛克的理论就是对英国革命的辩护显然有失偏颇。但总体来说，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变化过程，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由于主张实现人们在政治地位、政治权利和个人尊严方面的平等，因此迎合了大多数人的承认诉求，逐步成为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思潮的主流。“近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最根本出发点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这一点即使是像霍布斯那样的被视为专制主义者的思想家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这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观点首先在洛克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述。洛克奠定的对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迄今为止西方政治思想中主流的观念。”

按照唐士其教授的总结，自由主义总体上构成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主流。其他的政治思想都是对自由主义的某种形式的反应，从而也必须通过它而得到理解，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它的批判在内。工业革命发生后，自由主义逐步成为世界政治思潮的主流。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智识传统，作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的出现不早于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自由主义包括如下的观念要素：它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它是普遍主义的，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的，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从而使之超越了其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也是一整套政治学的理论，包括了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民族自决等一系列诸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规范。

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兴起，以及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秩序的规范来源，是基于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奴隶制已经不合时宜，而财富的巨大增长又给大众参与政治生活、追求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使得它迎合了追求承认这一根本的认同诉求。“承认指一种主体间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施动者得以成为有自尊、受尊重的社会或国际社会成员，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是构成施动者身份的共同决定因素”。追求承认的斗争是一种与政治生活本身相关联的现象，是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权利运动的基础。“在不对等承认结构中，那些没有受到完全承认的行为体会继续奋斗。所以，基于不对等承认的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必然是不稳定的秩序。”从这一视角出发，相对于封建专制，自由主义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尊严上较大程度的平等，从而满足了人性中对承认的这种诉求，历史上受到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再次，19世纪的霸权国英国和20世纪的霸权国美国积极推动了自由主义世界政治思潮的发展。它们不仅建构了一套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也希望推动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这样的一套秩序能够确保自由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例如，新现实主义大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现代以来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英国和美国的霸权之上，因为这两个领导性的国家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有着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和前现代时期的农业帝国相比，它们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可以获得最多的收益份额。最后，自由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思潮，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是分不开的。伴随着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全球流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得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载体深入世界的每个角落。

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世界政治思潮时，也面临着来自其他政治思潮的日益增多的挑战。这些不同的政治思潮，有的一开始和自由主义并不是相对立的，例如民族主义。法国大革命意味着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潮，推动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且从根本上塑造了今天的民族国家体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本质上和自由主义、民主思想是一致的，即对外要求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对内要求推翻专制王权的统治、实现普遍的公民权利。但是，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诉求实现以后，它就和自由主义的长远目标相冲突了。自由主义希望减少国家之间的壁垒、逐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以及在全世界实现自由民主制度，而民族主义则可能把民族工业摆在第一位，倾向于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对于人道主义干涉和民主推广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民族主义往往和国家主义、现实主义联合起来，形成对于自由主义的抵抗力量。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说法，“简言之，我的论断是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

除了民族主义以外，保守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承认诉求。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保守主义是一种带有保守政治倾向的思潮。在19世纪的时候，保守主义意味着维护原来的君主专制、传统秩序等；而到了今天，保守主义意味着反对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强调家庭、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保守主义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却都是因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对原有社会承认结构造成冲击的结果。虽然自由市场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它也意味着贫富分化和人的异化。虽然自由主义政治体系规定人们在政治权利上是基本平等的，但雇佣劳动者的贫困仍然使得他们无法获得许多事实上的承认。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并不多，但是社会主义思潮一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秩序，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形成和“社会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同时，帝国主义在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内部获得了狂热的支持，其支持者希望通过对外的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来宣泄自己在国内可能被压抑的权力欲望，或者希望通过对外干涉来推广本国的政治理念，这些都会导向帝国主义。用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话来说：“地球上这一个或那一个民族打消对权力的欲望，同时其他民族的欲望有增无减，这不单毫无作用，反而会自取灭亡。如果对权力的欲望不能在世界各个国家取消，那么打消了这个欲望的国家只会成为他国权力的牺牲品。”因此，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可能导向帝国主义的思想和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对于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乐观情绪达到了顶峰。在国内政治领域，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原因在于，“历史进程依赖于合理的欲望和理性的承认这两大支柱，而现代自由民主是最能以某种平衡来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体制”。不过，福山也指出，自由民主政治仍然存在衰退的可能性，“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向民主演进，但是现代思想已然陷入僵局，无法在何谓人及其特有的尊严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也无法明确人的权利为何。这就一方面为过度强烈地寻求平等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为优越意识的重新解放，敞开了方便之门”。在国际政治领域，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战后秩序是围绕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制度建立起来的，“1945年之后秩序建设早期达成的交易和创立的制度不仅存续了50年，它们实际上深深扎根于各参与国更为宽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换言之，更多的民众及其活动与美国战后秩序的制度及其运行相关……这一体系越来越难以被取代”。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本身的特殊性，使之在广泛流行的同时，也埋下了可能毁灭自身的种子，即承认诉求的碎片化和极端化直接导致了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认同政治和极左、极右相对立的政治极化危机。这些种子产生的基本土壤是贫富分化和认同冲突，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例如大规模的跨国人口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的推动），它们就可能蓬勃生长起来，最终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衰朽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崩溃。

对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潮面临的这些潜在挑战，国内外学者们其实早已有过深入的探讨，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些严峻的挑战才逐步成为现实。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不管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美国著名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强调了民族主义在国际国内层面对于自由主义的冲击，“民族主义的影响往往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例如，民族主义非常强调自决，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都会抵制自由主义大国干涉其国内政治的企图——而这当然是自由主义霸权的全部。这两个主义在个人权利上也存在冲突。自由主义者相信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无论他们把哪个国家当作祖国。民族主义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特殊主义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它不认为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与米尔斯海默对于自由主义霸权的批判路径不同，福山和亨廷顿对于美国国家认同所面临的危机和国内层面文化冲突的论述，可能是更为深刻和有力的。福山指出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蕴藏着毁灭自己的种子，他提出的理由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实验室里和市场上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在社会规范领域里已充斥了此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它实际上已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系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

在国内政治中，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崇尚极端个人自由的倾向，形形色色的认同取代了对家庭、国家以及自由主义所强调的那些基本权利的认同，政治生活开始出现尖锐对峙的极化状态。曾被认为可以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政治往往无法健康运转，取代自由主义政治认同的是多元文化和多元认同，“全球化、多文化主义、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民特性的情绪，都冲击了美国人的意识。人种、民族属性和性别方面的特征登上了前列”。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爱国……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

自由主义一旦走向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多元主义，那么世界政治又会面临高度的不稳定，因为不存在领导性的国家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不存在主体性的群体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的碎片化。

四、结语

对承认的追求，是世界政治发展的一种根本动力。相较于物质利益，获得承认、自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承认的诉求不仅根植于利益的需要，也根植于人性之中。一些人享受着不对等的承认，但大多数人都希望为了平等的承认而斗争，因为只有获得平等的承认，人才能是一个“自为的存在”，才能是自由的和完整的，才能获得本体上的安全性以及各种平等的权利。如果没有获得对等的承认，那么每个人仍然会感到自己是不安全、不自由的。不对等的承认结构导致了各种不平等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而对于平等承认的追求，导致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日益平等与分散化。当然，对承认的追求并不一定是单独发挥作用，更多时候是与技术革命、资本力量等因素结合在一起。随着交通、通讯和武器技术的发展，个人、弱势群体具备了越来越多的发声和追求平等承认的条件。资本的跨国流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追求承认的斗争，为了能够打开当地的市场，跨国公司不得不迎合当地人民的承认诉求，使用当地人民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进行本地化。

追求承认的斗争是塑造世界政治力量格局的根本动力之一。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能够深刻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首先，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和国际行为体自身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是追求承认斗争的一个结果，而这种体系性的变化自然也意味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其次，追求承认的斗争导致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断变化，尤其是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而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得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能够建立起更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而深刻塑造了现代以来的国际力量格局。最后，围绕承认的斗争会导致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博弈和霸权兴衰，最终造成国际力量格局的重大变化。

在国内政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同样深刻影响国内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首先，具有相同承认诉求的个体会联合起来，追求相应的权力和利益。其次，与国际关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一样，国内政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总体上是导向一种更加平等、分散化的民主制度。最后，在意识到追求承认的斗争对于各群体分化组合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导致国内政治秩序的平等趋势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承认诉求的极端化和碎片化同样深刻影响国内政治的力量格局变化，即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消失、力量格局的分散化。

追求承认的斗争也是塑造世界政治思潮兴衰格局的根本动力之一。近代以来，由于迎合了大众的承认诉求，在国际国内追求承认的斗争中，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并深刻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秩序。同时，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崛起态势，其他政治思潮也不断兴起并保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自由主义理念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负面效果，尤其是出现了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和认同冲突。同时，自由主义由于强调个人主义、贬低家庭和国家的地位，容易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而出现了日益激烈的认同政治和追求承认的斗争，国家认同面临着来自族群、宗教、性别等其他认同的激烈竞争。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国际秩序的理念与规范受到日益严重的质疑和挑战，这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本国优先、认同政治，使得世界政治日益碎片化和冲突化，对于各国的外交政策、战略关系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在当前美国的“认同政治”、“美国优先”等思想潮流中都得到了非常典型的佐证。认同政治只会激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根本无助于实现真正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建立在一些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具有不同认同的成员能够自我克制，即在拥有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尊重其他人和其他群体的认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国内部的承认问题，反而由于过分强调个人自由而加剧了追求承认的斗争。同时，在国际关系中，以“文明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为代表的追求承认的斗争仍然广泛存在。

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5期